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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台谏的异化探究

作者:admin2014-11-17 10:55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台谏,是台官与谏官的合称。宋代以前,台、谏属于两个系列,履行不同的职责。唐时,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职责是监督宰相及百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职责是专门讽谏皇帝,纠绳皇帝的过失。
       宋初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掌纠绳内外百官奸慝,肃清朝廷纪纲,大事则廷辩,小事则纠弹。”(《宋会要·职官》)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成立另一个最高监察机构谏院,将原本隶属于门下省的谏官分离出来。从此以后,谏官不再是宰相下属,宰相无权任用谏官,所有台官谏官均由皇帝任命,于是,台官谏官成为“天子耳目之臣,宰执不当荐举,当出亲擢,立为定制”。
       从法理上说,“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设立谏官的初衷,本来是纠绳皇帝,而非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但是宋朝设立谏院,谏官脱离门下省,撇开皇帝不管,反过来监督宰相及百官,使皇帝成为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威。这个改变,无疑是谏官职能的异化。有鉴于改制后台官、谏官职能重叠,到了北宋中期,台谏基本合一。
       相对唐代而言,宋代谏官主要是弹奏大臣,而非规谏君主。不过,既然台谏合一,那么弹奏大臣也是应尽的职责,再说权力理应受到监督与制约。问题在于,宋代台谏在履职过程中并未恪守公正与理性,以致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对宋代政治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具体来说,台谏的异化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论奏弹劾主要对人而非对事,且偏好人身攻击。诚然,人与事很难截然分开。但台谏在论奏的时候,倾向于对某个大臣进行攻击,将自身置于道德制高点,竭力诋毁他人,不惜人身攻击。仁宗、英宗在位45年间,因台谏弹劾而免职的宰执人数、人次之多,非常惊人。台湾学者梁天锡曾对仁宗朝被台谏弹劾罢免的宰执大臣做过统计,居然有15人;国内学者罗家祥综合考证,这个数目竟多达23人。英宗治平年间,就英宗生父濮王的称号发生“濮议之争”,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并建议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当时,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联合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弹奏欧阳修:“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朝廷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把韩琦、欧阳修等比作豺狼,视为奸佞,这无疑是人身攻击,危言耸听,刻意激化矛盾。神宗熙宁年间,时任御史中丞的吕诲又故伎重演,频频攻击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
       第二,论奏弹劾倾向于罗织罪名,而疏于明辨事理。论奏弹劾是台谏的职责,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然而,台谏在行使这一职权时,不太注重调查研究与确凿证据,往往凭“风闻言事”,或小题大做,甚至上纲上线,刻意罗织罪名。英宗治平四年四月,御史中丞王陶查阅《皇祐编敕》得知宰臣入殿押班故事,仗着与神宗的特殊关系(神宗为颖王时即供职于身边),弹奏宰相“韩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至谓琦跋扈,引霍光、梁冀为喻”(《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五》)。其实,宰相于文德殿押班,仅在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出现,“行之不久,渐复隳废”,至英宗治平四年,此制已然废止五十余年。王陶竟然借题发挥攻击宰相,欲陷韩琦以灭族之罪。韩琦、曾公亮上表待罪,王陶仍“连奏不已”;参知政事吴逵、赵概等为韩琦申辩,于是引起一场执政大臣与台谏的激烈斗争。进入仁宗时期,北宋已经显现“纲纪日坏,下令日乖,国日益贫,民日益困,流民满野,滥官满朝”(欧阳修语)的颓势。为了富国强兵,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大刀阔斧变法,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一开始,就招致保守大臣、台谏官两股势力围攻,吕诲以“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挟情坏法”、“背公死党”、“专威害政”、“陵轹同列”、“朋奸附下”、“商榷财利”等十事弹劾王安石。十事当中,只有“商榷财利”基本属实,变法宗旨在于提升国力,自然要理财重利;其余九事,都过于牵强附会,意在诋毁王安石的私德。诚然,部分新法在施行后产生了一些弊端。台谏若能客观地指出利害得失,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建设性意见,王安石也未必不接受。
       第三,论奏弹劾往往采取联合行动,对目标进行围攻。若要弹劾某个执政大臣,台谏官往往采取一致的行动,联名上奏,群起而攻之,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稍不如意,则“家居待罪”,以辞职相要挟。如在“濮议之争”中,欧阳修就遭到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围攻;范仲淹、王安石进行改革,屡屡遭到一些台谏官的合力攻击与非议。这种论奏方式,并不是以理服人的论争,而是党同伐异的斗争。
       由于台谏职能与行为的异化,致使台谏势力病态发展,给宰执大臣以极大的掣肘。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倒不会招致非议;若要有所作为,推行新政或新法,就会引起争议与攻击。对于这个问题,苏辙曾于哲宗元祐元年上书指出:“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这种政治环境,终究造就一大批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政客,“三旨宰相”王珪即为其典型。“(王)珪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八》)宰相如此碌碌无为,国势岂不日益衰微?!
       在宋代,台谏官阶虽然不高,但拥有很大话语权。台谏即为言官,发表言论是他们的职责,无论对什么事情都有发言权,不发言才是不尽职。即便说错了,也不追究责任。谏官有时也会因不当言论免职,其声望反而提升,赢得直言敢讲的美名。宋代“重文轻武”,身为文人的谏官崇尚名节。司马光认为,谏官应以三事为要,即“轻富贵、重名节、知治体”。但是,台谏大都看重名节,而忽视“论事必务大体”;为了名节(或沽名钓誉),他们往往为发言而发言,有理无理倒不要紧,关键在于直言与忠君,以至于不靠谱、不着调、不负责的空论盛行。这种重名而不务实的文化心理,也是导致台谏异化的一大原因。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讲究“中庸之道”,但在古代政治运作上并不擅长“折中”,往往陷入“非此即彼、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的斗争。首先发难的一方,偏好占据道德制高点,以为自己绝对正确,以偏激的非理性的语言攻击对方,甚至不惜罗织罪名,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在古希腊、古罗马,政治运作主要表现为各种势力的博弈,各方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在论争中寻求共识,在争斗中达成妥协,在制衡中进行合作。古代中国缺乏这种政治文化,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与“党同伐异”的行为方式,无疑是导致台谏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台谏在履职过程中,很难客观公正地就事论事,一旦出现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他们会竭力为某一方站台,进行不可调和的争斗。
       宋代台谏制度,虽然随着赵宋王朝灭亡而终结,但它在运行中出现过严重的异化现象,仍然值得后人深刻地反思。一项制度能否发挥好的作用,并非取决于好的初衷,而关键取决于良好的初始设计、运行机制和文化背景,只有合理的制度设计并能得以健康运行,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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