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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荫麟的历史美学思想

作者:admin2014-11-17 11:00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一、历史研究也需要美学的“直观”
       张荫麟乃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生前颇负盛名,人多期之以“第二梁任公”(吴宓先生语),于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就史学领域,在中国通史、科技史和宋史研究方面均具开山之功。在哲学、文学方面虽无专著,然而他对这些领域的论评却能显示出独到精深的造诣。特别是在1932 年提出了“历史的美学价值”一说,将美学引入历史学,为中国美学和历史学研究都开拓出一方新天地。
        我国文化本来有文史相通的传统,但是从近代“史界革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唯科学主义和救亡图存的功能主义成为史学界的主导观念,单纯运用逻辑思维从史料抽绎出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直接为经世致用服务,致使史学和美学不相干涉。
从20 世纪20 年代起,张荫麟就深感如此研究历史的缺憾,认为这样的史著往往割裂、片面,难以书写出历史真实 。那么,为了获得历史的完整面貌,艺术视角也应该被引入历史研究。1928 年他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讲道:
       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采,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也。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哲学、历史学是科学,需要的是逻辑思维,“直观”感悟乃是艺术认识世界、获得美感的方法。而张荫麟却要将其引入历史科学。可以看出,他此时已经有了“历史美学”思想的萌生。到1932年,他的《历史的美学价值》一文,即鲜明地提出了研究历史需要“审美态度”的加入,以写出“艺术化”的历史:
       吾人在于自然世界可视为审美对象,亦可视为穷理对象。其于历史世界也亦然。持审美态度以观物者,凝止于当前境界之全相而不求进;持穷理态度以察物者,即所见以求所未见。持审美态度者,随物所导,而不以智范物;持穷理态度者,厘划轸界,区别伦类,比较异同,而寻求通式。持审美态度而作之史,吾名之曰艺术化之史;持穷理态度而作之史,吾名之曰科学化之史。
       虽然“审美态度”和“穷理态度”都指向一个最终目标——历史之“真”,但以审美视角即“直观”所得到的是“真相”,以科学视角所得到的为“真理”。“真理”是舍弃了个体的特点所抽象、概括出来的规律,而“真相”乃是历史中个体的、特殊的表现形态,是历史人物外在形貌、具体行为与内在心理的完整的个性表现,因此也是生动的,包括各种历史运动或波澜壮阔或缜密细微的节奏旋律,各种历史人物的“感情生命神采”。审美“直观”给人美的愉悦,并可弥补单纯的逻辑思维对历史面貌的割裂和枯燥乏味。
二、人类历史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审美资源
       张荫麟之所以提出以审美的态度“直观”历史现象,即在于和自然世界可为审美对象一样,人类历史既可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活泼的生命和灵魂的奋斗、冲突、演绎的历程,充满着无限丰富的审美意蕴和审美价值。只要史家不简单地把历史资料看成一堆已经死亡的遗存,不只注目于规律的探寻,而是以审美的态度观照,则无往而不可得美的愉悦:
       世界之壮观,足以陶瀹吾人之性灵而开拓吾人之心胸者,不唯在其当前所展陈,抑亦在其过去之重构。崇山长林,洪川巨海;渡头落日,漠上孤烟;甚至一丘一壑,一草一木,斯故逸士之所流连,而诗人之所冥契者矣。若夫驰骋心目,上下千古,转瀛寰于运掌,阅沧桑于弹指,在富于想象力者为之,亦无适而非诗也。
       就历史的静态方面而论,人类创造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等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有美的价值,而就动态的历史而言,更是充满威武雄壮或悱恻缠绵的人生话剧:
       历史者,一宇宙的戏剧也。创造与毁灭之接踵而迭更。光明与黑暗之握吭而搏斗,一切文人之所虚构,歌台上所扮演,孰有轰烈庄严于是者耶?
       是的,历史本身正是审美意识的源泉,关键在于史家能否以审美态度观照它。比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还举了一系列实例来说明,特别是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和称帝完全是拿破仑一世闹剧性翻版,是“一幅同样的漫画!”张荫麟自己在《中国史纲》第二章第六节也称周代武士的精神为“悲剧的、壮伟的精神”;在写到秦统一中  国时,称侠士荆轲替燕国演了“一出壮烈的悲剧”。很显然,以审美态度来观照,人类历史充满审美因素是毫无疑问的。
       历史之美应该是属于“社会美”的范畴,是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虽然它可能“高于生活”,但生活的原生态永远有艺术无法比拟的魅力。所以,张荫麟将历史之美与自然美、艺术美并列为美的三大领域:
历史世界之美实与自然世界之美及艺术世界之美参之。此种理论上之自觉前此虽不恒显呈,而事实上则对于过去世界之欣赏流连,固众人之所经验者也。
       当然,历史虽可以成为审美客体,但是还需有审美主体的感悟。张荫麟以杜甫、韩愈等历代文人墨客怀古咏史的诗文之多、感情之深厚强烈,说明“吾国文人,其于史界之美,感觉特锐”。进一步证明历史是可以作为审美客体的。问题是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单纯强调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而忽视了其审美性而已。
三、历史研究要对古人有“了解之同情”
       如柯林伍德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学家在进行历史考察时,固然要在资料的大量搜集与科学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但是人类的思想是随时代而时时进化的,史家本人也必然持自己时代的、个人的价值观,有其美丑善恶标准,而且这种现代的美丑观往往与历史人物的意识大相径庭。张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中说:
       史家之解释历史现象,必以其时代所公认或其个人所信仰之真理为标准。而人类之智识,与时代俱进化。后时代所证明为谬者,先时代或会认为真理,而史家莫能逃此限制也。是故某时代信天变为人事之感应,则史家言地震与君德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家就不能单纯地以今日科学证明的是非为历史的是非,而需要引入审美的态度,从心理、感情因素,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阐释和品评,特别是揭示古人的精神境界。这就要对古人有“了解之同情”。这种理论与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寅恪说道: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可见,在治史态度与方法上,张荫麟与陈寅恪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的这种观点和同时代西方史学家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有相通之处 。上引张荫麟对古代“士”的评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武士“效忠的多半是一姓一人”,即各国君主或公、侯贵族,以今日的观点看,武士们应算是专制者的工具,而且像子路之死那样也只能算是愚忠行为,似乎并无什么审美的意味。但是设身处地地从古人的环境、古人的精神理解,张荫麟还是赞其“不仅有技,并且能忠。把荣誉看得重过安全;把责任看得重过生命;知危不避,临难不惊;甚至以藐然之身与揭地掀天的命运相抵拒”,所以是一种“悲剧的、壮伟的精神”。即便是荆轲刺秦,从历史的进化来说,也难称有进步意义,但是,张荫麟对比当时秦始皇灭亡关东诸国时这些国家君主的懦弱屈辱,则认为侠士荆轲勇于反抗强暴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一出壮烈的悲剧”。
四、史著亦需联想、想象和艺术化表达
       将审美的态度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另一重要问题是史家阐释历史,也需要艺术思维,即联想、想象等形象思维的参与。
       为什么说理想的史著需要兼备“艺术化”的想象呢?因为史学所研究的是人类历史,而人类历史现象“一现旋灭,永不复返,吾人仅能从其所留之痕迹而推考之”。这类历史“痕迹”不论是出土文物,还是前人的印象记述,只不过都是当时真实社会生活的片段投影,史料本身的保存既很难求全责备,所保存者亦有种种原因而很难保证史家得以尽窥。因此张荫麟论述道:
       任何观点之史都非史家所得而尽窥,其所得而尽窥者亦不能尽述,昔人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此也。物相之于镜,不必有所隐,而史相之于史家则不能无所隐,镜无所择于影,而史家则有所择而述。
       这古人未能“尽言”、“尽述”,史家不能“尽窥”者,就需要史家具备一定的想象力,力求复现历史生动的面貌。陈寅恪亦作此说: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张荫麟以艺术家画像作比,说明这种联想、想象也是史家所必须:
       试想像一艺术家受约作一画像,而像主已死,彼所得而依据之材料为:一、前人所作观点不同之画像,皆残缺不全,其所余之部分大致相符合而略有抵牾者;二、关系像主之姿容举止不完备的描写;三、像主生前所用之器服若干。
       很显然,艺术家必须根据这些残缺不全的资料,极力想象像主的身材长相、音容笑貌、生平经历、性格爱好等等,进行艺术的构思,方能复现出像主的面貌和神采。历史学家要复现历史现象也是如此。所以张荫麟说:“知大艺术家之任务及其所受之限制,则知所谓艺术化的历史之性质矣。”他举《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灵公使 往刺赵盾事为例:“ 晨往,寝门辟矣,(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 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张荫麟认为:“此时赵盾假寐而未醒,入室而无觉,谁能得闻其将死时心中之自语乎?”显然的心理活动属于作者的想象,从而使 的忠义形象更为完整,跃然纸上。
       当然,张荫麟所谓“艺术化之史”,绝非史家可以没有根据地任想象力驰骋。他认为“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之境界,此则艺术之事也。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与整理”,绝不可误解为历史真相可以由想像任意改窜。
五、将审美引入史学,拓展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张荫麟的历史研究有明显的现实关怀。将美学引入史学,张荫麟在《历史之美学价值》中如是讲道:
       吾窃不解者,自来史家,原历史之功能,为史学作辩护者,为说众矣:曰垂范以示教也,曰褒贬以劝惩也,曰藏往以知来也,曰积例以资鉴也,曰溯古以明今也,唯独不闻有以历史之美学价值为言者。
       他鲜明地指出:“明乎历史之美学价值,则史学存在之理由无假外求矣。”史学将不仅给人以理性的知识和理论,而且也会以其艺术魅力,给人感性的审美的愉悦和灵魂的震撼:
       若夫明国族绳绳之使命,庶无馁于任重而道艰;表先民烈烈之雄风,期有效于起衰而振懦;斯今日之所急,舍读史而末由……
       张荫麟不仅提出了“历史的美学价值”说,而且将其付诸实践。他的《中国史纲》等著作,无疑都是渗入了审美态度来观照史实的结晶,成为“艺术化之史”的尝试。它不仅复现了历史的精神,而且在书写方面,优美生动的文笔,使读者的阅读过程同时也成为欣赏、愉悦享受的过程。
       张荫麟的历史美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优秀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思想的继承,也吸收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罗素等西方理论家的某些思想因素。这一卓越思想在后来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和接受。特别是到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历史美学”被学界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引入历史学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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